学习《哈佛商业评论》主要是借鉴其在专业深度方面的努力和精神。一本好的商业评论需要很深入地研究企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同时就所研究的问题提供出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哈佛商业评论》就是这样一份杂志。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北大商业评论》也进行了不少的创新，这其中涉及的主要差异有：一、我们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二、重点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中观经济（主要是各个行业）的话题；三、增加了更多人文的成份。

    中国经济的发展，之所以需要一本这种独特的、深入的商业评论是因为：其一、中国的经济处于转型期间，这是服务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其二、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8%~9%的GDP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有很多全新的管理问题需要面对。我们的宗旨就是办一本为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管理思想和管理工具的杂志。

    能够有这样的目标，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就是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思考，有一种传承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北大商业评论》依托着北京大学案例中心的丰厚资源。北京大学案例中心已经成立了八年多的时间，这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积累工作——我们积累了20多本的描述、分析深入的企业案例；积累了120多个光盘资料，其中有著名企业家在北大商学院的现场演讲、还有为企业培训而特别制作的案例；另外，在不同时期，案例中心也帮助不少国家机关，如国资委、部队等机构，编写案例，编写培养领导干部的考试试题。象《哈佛商业评论》得益于以哈佛商学院近百年积累下来的大量企业案例作为研究素材一样，《北大商业评论》也从北京大学案例中心获得了广泛的资源上的支持。

    说到我们的定位，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或者商业的目标，也是一种使命。经过这几年的探索，《北大商业评论》将自己从“为企业提供管理教育，上升到一个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管理思想的高度”。

    相比较其它的管理杂志、或者财经媒体，《北大商业评论》不太注重时效性，而是更注重深入的思考。我们通常是后发制人地、更全面地、更深刻地来思考和评论一个管理问题、或者经济事件。我们不是新闻类的媒体，我们牢记自己的使命就是：思考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

    中国现在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商业管理思想了呢？答案是没有。中国有治国、治军的思想，否则，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但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企业管理思想。

    不但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思想，欧洲也没有——比如德国；而只有美国有、日本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大的经济体要拥有成熟的管理思想，必须具备几个条件：其一，这个国家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和人文底蕴；其二，这个国家需要经历足够长时期的商业实践；其三，这个国家必须有足够领导世界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成就。

    欧洲没有，是因为自工业革命之后，尚未经历足够的长期的商业实践，世界经济的重心就转移到美国去了；美国又继承了欧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商业实践的时间又足够长，大部分的商业和管理问题都经历过了，而且，几百年发展下来，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也无须置疑，所以，所谓的国际管理思想，其实大多是美国的管理思想。

    日本也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日本大部分的管理思想也来自于向美国学习。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重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比如，戴明(DEMING)博士在引进美国管理思想方面对日本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日本也在美国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将此归纳为日本为世界管理思想贡献的“2.5本教材”——一本教材是“企业文化”：日本以自己民族特有的企业文化，虽然很大程度上日本的文化来源于中国，创造了日本经济在战后腾飞的奇迹；一本教材是“全面质量管理”：日本的注重细节、精益求精的管理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同时，其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另外半本教材是“生产管理”：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所以他们针对资源少、土地少等现状，在生产管理方面，提出了诸如零库存、及时生产(Just in Time)等观念，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那么，回到中国的现实。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己的企业管理思想？我的回答是：“很有可能。”——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中国在进行着13亿人口规模的大国的经济改革，假以时日，比如到2028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50年后，经济和管理实践的时间也足够充分了；同时，中国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8年成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成就将带来更多的世界性的关注，管理思想的形成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中国为什么在近代没有产生管理思想，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没有发展，另一方面，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偏激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为了中国独立，要“救亡图存”，但是，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完全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要从根子上全面否定，要“打倒孔家店”，我认为这就有一点矫枉过正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全面西化的居多，或者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认为，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一个管理工具（“用”），是不可能从另外一种管理思想（“体”）中产生出来。

    然而，管理思想也不可能简单地从传统文化（比如儒家思想）中推导出来，所以我们也不认同中国的管理思想就是儒家管理思想之类的说法。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案例分析、跟踪调查，然后是研究和比较，才能得是结论。我的归纳是管理有“道、法、术、器”这几个方面，也就是说“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管理策略、管理工具”。中国企业历来在“道”的方面有很多宏大的构想，而在“术和器”方面比较薄弱。这也是我们《北大商业评论》想投身的使命。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达成目标，这可能是企业界和政府工作的失职，然而，如果经济发展了，而没有为国家和世界贡献出杰出的管理思想，我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失职。在学习西方200年管理经验和100年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我坚信中国应当、也必须有自己的管理思想。

何志毅：这是一个大家都谈了很多的话题，我想从一些不一样的角度谈谈个人的观点。

    大家都认为中国许多传统上的东西有点陈腐，比如，在管理上，中国人最关注的核心原则的是“情、理、法”，并且是按照这个顺序的。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情”字在最前面，“法”字在最后面。但就是这个“情、理、法”，就是在中国最成功的企业也是这样做的。象海尔、象TCL、象联想都是如此。

    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念，就是“义和利”的关系。论语上说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经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很少有中国企业在其文化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利益的。而是在员工中宣扬“大义”，在管理层中宣扬“义气”。这很难判断对与错，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要想改变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就是这些传统上的东西，从根本上成就了中国的企业。

    如果说有一点担扰就是，中国人现在普通缺乏信仰，当然这有一些历史的原因。还有，传统中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现在也比较缺乏。人们在小圈子里讲信用、讲关系，而在大的圈子里，却是信用堪忧。在西方，经济生活中有硬的约束——象法律，也有软的约束——象文化和宗教。中国这两方面都很缺乏。象崔健在歌里唱的：“走来走去，没有根据地。”当然，政府也在不断完善法律和法制方面的建设，只是文化、信仰、信用这些“软”的方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设。

    不过，总的说来，我还是对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未来的成就充满信心的。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总体上是高速发展的。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乱七八糟向前进”。在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苏联的模式是对的，而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怎么看怎么不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中国边发展边调整的方式却成功了。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最近看到一本书《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对于全世界GDP的贡献在最高的时候达到了32.2%，甚至今天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做到。中国一直是世界的经济领袖，只是在近两百年落后了。而且，历史上那么多的文明古国都消亡了，只有中国一直延续至今，我相信，中国的发展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

    记得十多年前联想的柳传志在一次惠普公司的经销商大会上——我当时作为福建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也是惠普公司的经销商——代表当时的众多经销商向惠普公司表达了“学生向老师的感谢”，因为中国的企业的确从这些跨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上学习了很多。但是今天，我相信，象联想、海尔、TCL这些成功的中国企业，完全拥有了同世界级企业竞争的能力。只是在两个方面需要加强，一是跨文化的管理，即如何管理多国的员工；一是矩阵式管理方面，即如何让一个员工面对多个不同职能范围的领导。

    我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